特寫
異國土地與家鄉之間
2022-12-13陳立(2019會友)，獨立策展人和研究者，現生活並工作在中國北京。他曾於魔金石空間擔任研究主管，並在香港與內地從事獨立策展。他的研究主要關注於地緣政治、表演性及流動影像，探索身份與主體的複雜性，及其如何超越地理的界限。陳立曾策劃“比賽繼續、舞台留下”（廣東時代美術館，廣州，2019）、“今天應該很高興”（泰康空間，北京，2019）、“世變”（Para Site，香港，2016）、“他/她從海上來”（OCAT，深圳，2016）等展覽。陳立參與了多個國際駐留項目：2016年亞洲藝術文獻庫研究者駐留；2019年韓國國立現代美術館國際研究者項目駐留。
2019 年初，我獲得了亞洲文化協會（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策展人紐約駐留獎助金。因為個人安排以及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直至2022年1月，這個為期6個月的紐約駐留才得以成行。這也是我時隔兩年後的第一次國際旅行。
盡管我有預感到疫情後的地緣政治和割裂一定會讓此次駐留與我之前的國際交流經驗有所不同，但我依然不可避免地對紐約的藝術生態懷有強烈期待。而事實上，我低估了政治經濟上的角力對於藝術環境的影響，這也讓我前所未有地體驗到了全球化這一前提的虛構、政治正確與保守主義的自反性、以及亞洲/中國身份的危機。
他們關心嗎？好像也並沒有
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當代藝術的發展一直以來依附於全球化。無論是早期作為一種非官方、反抗性的立場，還是隨著中國經濟崛起而來的藝術市場化，中國當代藝術深嵌於中國社會變動與全球化的背景之中。而對我及同輩藝術工作者而言，我們成長且受益於在本土和本土以外之間的國際合作交流經驗。曾經它之所以有效，除了是建立在溝通的共識、合作的意願、對專業性的尊重之外，還有資本的穩定、以及流動的便利。顯而易見，當下的現實讓後者不再成為條件，那麽我們又應該如何重新建立對話的基礎？更殘酷的是，它很容易讓我們陷入一種主體性的焦慮。
鴻溝是如此之大。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我更像是一個信息傳遞者：解釋著中國這兩年的現狀；那些成名於國際的中國藝術家在做什麽；有哪些年輕的中國藝術家；有哪些國內機構值得信賴……他們關心嗎？好像也並沒有。我甚至是感受到了些許事不關己的獵奇——但這些不過是懸浮在空中的信息差。那些始終纏繞著我的，關於中國當代藝術所面對和處理的問題和對象，又應該如何被有效地討論呢？我們又該如何避免不再次墮入身份標簽、政治符號或區域采樣呢？
有趣的是，這也許不僅僅是被“隔離”的中國的問題，只是因為極端所以顯得尤為突出。當國際旅行和運輸的代價如此之高的時候，符合制度和系統的安全方案才會被挑選，所以我們所見的只能是同質性的藝術現場。在紐約的初期，我對這里的藝術現場極為失望：它們大多是被精心計算與策略化考量後的安全方案。多元、考究、刺激、優雅、深刻，這些曾經充滿張力的詞匯，如今在作品和展覽中大多表現得模式化。是的，這里缺少了我期待的粗糲、意外、大膽和冒犯。我想這也許就是在紐約這個資本主義的中心，任何的創造性和替代性都不再新鮮，並且極易被提取到消費的熔爐中。
政治正確與保守主義的自反性
關於西方近年政治正確和保守主義的討論頗多，這里我只能談談與我的觀察與感受。每年二月是美國的黑人歷史月。各大美術館、機構、畫廊都不約而同地進行了“命題作文”，黑人藝術家和相關議題被廣泛的呈現。顯然，這是一種對歐美權力機制和殖民主義傳統的回應。我並不驚訝其數量之多，而是感嘆於高質量的作品、展覽和深入討論的缺乏。更不用說，其中絕大部分還都是具象繪畫。
我們明了具象繪畫和黑人藝術歷史的關系。但是，也必須承認這里有很大程度商業市場的介入。因此，當我十分驚喜在古根海姆看到珍妮·C·瓊斯（Jennie C. Jones）的個展“Dynamics”。她的繪畫以極簡主義或抽象主義的方式來探索視覺和聽覺經驗的關聯，同時以此形式來呈現黑人歷史、具象與抽象之間的動態、寂靜、顯性和遮蔽關系。
另一個我想提供的案例是MoMA PS1 的展覽“Greater New York”。它倚重於歷史、多元社群和社會抗爭，但卻顯得如履薄冰。展覽中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這里我引用《紐約客》上彼得·施傑爾達（Peter Schjeldahl）的展評《確認而不是驚喜的“Greater New York”》（“Greater New York” Confirms Rather Than Surprises）中的文字：“這里有來自埃及、伊朗、突尼斯、尼日利亞、日本、墨西哥、阿根廷、印度等地的人貢獻。這里還有堅實的美國原住民藝術家代表。然而，這一切都有些模糊……”當不同類型的藝術家被安排在一成不變的制度框架中，所有的問題被按比分配、均質化地呈現的時候，它還能直指問題的核心嗎？至少，現行的制度和基礎結構依然穩固如常。
那麽，那些亞裔美國藝術家呢？那些離散的亞洲/中國藝術家呢？二者的境況有所不同：前者從屬於美國作為移民社會的結構，因為其內部關聯性而被一定程度地呈現在既有框架中。但相比而言依然屬於結構的底部；後者則顯得更為隱形。盡管它具有極強的自我組織性、社群性、以及區隔，但我們依然還是可以在中國城的一些畫廊、獨立空間和替代性實踐中聽到這些“雜音”。它以一種遊擊式的方式發聲，我們能稱之為是這個時代里主動或被動的“流亡”嗎？在本土和異鄉之間，它所必須面對的是身份和土壤的雙重危機。
收藏、公共性與機構責任
盡管我對紐約的藝術現場有失望，但欣慰的是，我再次得以有機會沈醉在美術館和機構的館藏里。是的，這是最本真的沈醉，但也可以說是一種暫時的逃逸。雖然很多住在紐約的朋友都沒有去過野口勇美術館，這里卻呈現著細致而具體的研究工作，也擁有最耐心的觀眾；當我流連於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瞥見野口勇的《Water Stone》與日本古代、現代的館藏並置在一起時，我不免會聯想到藝術和文化工作的本質；驅車一小時前往紐約北部的Dia Beacon，那些熟悉的唐納德·賈德（Donald Judd）、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路易絲·布爾喬亞（Louise Bourgeois），給我驚喜的瑪麗·闊思（Mary Corse）、米歇爾·斯圖爾特（Michelle Stuart），還有我期待已久的瓊·喬納斯（Joan Jonas）個展，空間給了每個藝術家的作品最為恰當和充分的展示。
當然還有MoMA和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的收藏。這里我想先轉而通過惠特尼雙年展來引申到機構的責任。在上一屆惠特尼雙年展遭遇到醜聞和抗議後，此次它不出意外地選擇了安全方案。
主題“保持安靜”（Quiet as It’s Kept）涉及了美國種族和社群的傳統、歷史、抗議、政治沖突、環境和城市生活。看似回應了當下，但也和“Greater New York”一樣顯得有些無所不包、欲言又止。盡管我再次批評了這種保守主義策略，但需要肯定的是，它也某種程度上承擔了一個美國機構在面對的本土性問題上的責任和使命。它呈現出了一種明顯的內部轉向，不再是我們對於國際雙年展或國際性機構的期待。作為旁觀者，我無法判斷這樣將藝術作為回應社會問題的方案是否有效，但是它至少足夠明確。
然後讓我們回到收藏的問題，這些機構的收藏中不乏各國藝術家們的精彩之作，但總體上依然是堅定地建立在本土敘事和話語的關聯和脈絡中。當我們依然將國際機構收藏作為衡量一個中國藝術家創造性、學術和市場價值的標準時，它還有哪些缺失？我們是否能以此來反觀中國機構的責任和公共性？當沒有明確使命、責任，以此為基礎的系統收藏和持之以恒的內容耕耘時，屬於我們的文化價值又該如何留存、更新，機構性又何以為繼？
主體性的建立和土壤
在紐約駐留期間，國內的朋友們不約而同地建議我留在國外。我能夠理解他們對於當下國內環境的失望，以及其中對於外部的期待。那麽，問題在於，我應該為了什麽而工作？當國際化的遮羞布被撕下，過往合作與對話的可能已然失效的時候，什麽能夠生效？我們工作的對象和問題的土壤在哪里？
在紐約的後期，我找到了答案：縱使國內當代藝術的現狀處於一片混沌，也有著諸多的不確定性和困境，但這是我願意與同輩人堅定地站在一起的地方。因為只有在前線和這片土壤，我們才有真正的主體性建立的可能。當外部與內部的期待共同喪失的時候，創造性的路徑才會發生。
在準備離開紐約的前幾天，我與一位友人碰面後，她發給了我一段文字，來自以賽亞·伯林的《蘇聯的心靈：共產主義時代的俄國文化》：
“（阿赫瑪托娃）她對我說，去年她獲得了一項文學獎，去了一趟意大利，回國後便遭到了蘇聯秘密警察的調查，他們問她對羅馬有何印象。她回答說在她看來羅馬就像一座異教與基督教仍在進行戰爭的戰場。‘什麽戰爭？’他們問她。‘提到美國了嗎？俄國移民有沒有卷人？’當被問到英國和牛津時，類似的問題擺在她面前，她又該如何回答呢？因為無論有什麽在俄國等著她，她都會回去。蘇聯政體只不過是她的祖國的現行體制。她曾生活於此，也願長眠於此。作為一個俄國人就應如此。”
*所有相中片由陳立提供
*中文原文在Artnet News China網站刋登，特此鳴謝Artnet News China允許在本會網站轉載及翻譯成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