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
异国土地与家乡之间
2022-12-13陈立 (2019 会友)，独立策展人和研究者，现生活并工作在中国北京。他曾于魔金石空间担任研究主管，并在香港与内地从事独立策展。他的研究主要关注于地缘政治、表演性及流动影像，探索身份与主体的複杂性，及其如何超越地理的界限。陈立曾策划“比赛继续、舞台留下”（广东时代美术馆，广州，2019）、“今天应该很高兴”（泰康空间，北京，2019）、“世变”（Para Site，香港，2016）、“他/她从海上来”（OCAT，深圳，2016）等展览。陈立参与了多个国际驻留项目：2016年亚洲艺术文献库研究者驻留；2019年韩国国立现代美术馆国际研究者项目驻留。2019年，他获亚洲文化协会纽约奖助，于2022年前往美国进行有关策展的文化交流。
2019 年初，我获得了亚洲文化协会（Asian Cultural Council）的策展人纽约驻留奖助金。因为个人安排以及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直至2022年1月，这个为期6个月的纽约驻留才得以成行。这也是我时隔两年后的第一次国际旅行。
尽管我有预感到疫情后的地缘政治和割裂一定会让此次驻留与我之前的国际交流经验有所不同，但我依然不可避免地对纽约的艺术生态怀有强烈期待。而事实上，我低估了政治经济上的角力对于艺术环境的影响，这也让我前所未有地体验到了全球化这一前提的虚构、政治正确与保守主义的自反性、以及亚洲/中国身份的危机。
他们关心吗？好像也并没有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一直以来依附于全球化。无论是早期作为一种非官方、反抗性的立场，还是随着中国经济崛起而来的艺术市场化，中国当代艺术深嵌于中国社会变动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而对我及同辈艺术工作者而言，我们成长且受益于在本土和本土以外之间的国际合作交流经验。曾经它之所以有效，除了是建立在沟通的共识、合作的意愿、对专业性的尊重之外，还有资本的稳定、以及流动的便利。显而易见，当下的现实让后者不再成为条件，那么我们又应该如何重新建立对话的基础？更残酷的是，它很容易让我们陷入一种主体性的焦虑。
鸿沟是如此之大。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我更像是一个信息传递者：解释着中国这两年的现状；那些成名于国际的中国艺术家在做什么；有哪些年轻的中国艺术家；有哪些国内机构值得信赖……他们关心吗？好像也并没有。我甚至是感受到了些许事不关己的猎奇——但这些不过是悬浮在空中的信息差。那些始终缠绕着我的，关于中国当代艺术所面对和处理的问题和对象，又应该如何被有效地讨论呢？我们又该如何避免不再次堕入身份标签、政治符号或区域采样呢？
有趣的是，这也许不仅仅是被“隔离”的中国的问题，只是因为极端所以显得尤为突出。当国际旅行和运输的代价如此之高的时候，符合制度和系统的安全方案才会被挑选，所以我们所见的只能是同质性的艺术现场。在纽约的初期，我对这里的艺术现场极为失望：它们大多是被精心计算与策略化考量后的安全方案。多元、考究、刺激、优雅、深刻，这些曾经充满张力的词汇，如今在作品和展览中大多表现得模式化。是的，这里缺少了我期待的粗粝、意外、大胆和冒犯。我想这也许就是在纽约这个资本主义的中心，任何的创造性和替代性都不再新鲜，并且极易被提取到消费的熔炉中。
政治正确与保守主义的自反性
关于西方近年政治正确和保守主义的讨论颇多，这里我只能谈谈与我的观察与感受。每年二月是美国的黑人历史月。各大美术馆、机构、画廊都不约而同地进行了“命题作文”，黑人艺术家和相关议题被广泛的呈现。显然，这是一种对欧美权力机制和殖民主义传统的回应。我并不惊讶其数量之多，而是感叹于高质量的作品、展览和深入讨论的缺乏。更不用说，其中绝大部分还都是具象绘画。
我们明了具象绘画和黑人艺术历史的关系。但是，也必须承认这里有很大程度商业市场的介入。因此，当我十分惊喜在古根海姆看到珍妮·C·琼斯（Jennie C. Jones）的个展“Dynamics”。她的绘画以极简主义或抽象主义的方式来探索视觉和听觉经验的关联，同时以此形式来呈现黑人历史、具象与抽象之间的动态、寂静、显性和遮蔽关系。
另一个我想提供的案例是MoMA PS1 的展览“Greater New York”。它倚重于历史、多元社群和社会抗争，但却显得如履薄冰。展览中缺乏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这里我引用《纽约客》上彼得·施杰尔达（Peter Schjeldahl）的展评《确认而不是惊喜的“Greater New York”》（“Greater New York” Confirms Rather Than Surprises）中的文字：“这里有来自埃及、伊朗、突尼斯、尼日利亚、日本、墨西哥、阿根廷、印度等地的人贡献。这里还有坚实的美国原住民艺术家代表。然而，这一切都有些模煳……”当不同类型的艺术家被安排在一成不变的制度框架中，所有的问题被按比分配、均质化地呈现的时候，它还能直指问题的核心吗？至少，现行的制度和基础结构依然稳固如常。
那么，那些亚裔美国艺术家呢？那些离散的亚洲/中国艺术家呢？二者的境况有所不同：前者从属于美国作为移民社会的结构，因为其内部关联性而被一定程度地呈现在既有框架中。但相比而言依然属于结构的底部；后者则显得更为隐形。尽管它具有极强的自我组织性、社群性、以及区隔，但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在中国城的一些画廊、独立空间和替代性实践中听到这些“杂音”。它以一种游击式的方式发声，我们能称之为是这个时代里主动或被动的“流亡”吗？在本土和异乡之间，它所必须面对的是身份和土壤的双重危机。
收藏、公共性与机构责任
尽管我对纽约的艺术现场有失望，但欣慰的是，我再次得以有机会沉醉在美术馆和机构的馆藏里。是的，这是最本真的沉醉，但也可以说是一种暂时的逃逸。虽然很多住在纽约的朋友都没有去过野口勇美术馆，这里却呈现着细致而具体的研究工作，也拥有最耐心的观众；当我流连于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瞥见野口勇的《Water Stone》与日本古代、现代的馆藏并置在一起时，我不免会联想到艺术和文化工作的本质；驱车一小时前往纽约北部的Dia Beacon，那些熟悉的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理查德·塞拉（Richard Serra）、路易丝·布尔乔亚（Louise Bourgeois），给我惊喜的玛丽·阔思（Mary Corse）、米歇尔·斯图尔特（Michelle Stuart），还有我期待已久的琼·乔纳斯（Joan Jonas）个展，空间给了每个艺术家的作品最为恰当和充分的展示。
当然还有MoMA和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的收藏。这里我想先转而通过惠特尼双年展来引申到机构的责任。在上一届惠特尼双年展遭遇到丑闻和抗议后，此次它不出意外地选择了安全方案。
主题“保持安静”（Quiet as It’s Kept）涉及了美国种族和社群的传统、历史、抗议、政治冲突、环境和城市生活。看似回应了当下，但也和“Greater New York”一样显得有些无所不包、欲言又止。尽管我再次批评了这种保守主义策略，但需要肯定的是，它也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个美国机构在面对的本土性问题上的责任和使命。它呈现出了一种明显的内部转向，不再是我们对于国际双年展或国际性机构的期待。作为旁观者，我无法判断这样将艺术作为回应社会问题的方案是否有效，但是它至少足够明确。
然后让我们回到收藏的问题，这些机构的收藏中不乏各国艺术家们的精彩之作，但总体上依然是坚定地建立在本土叙事和话语的关联和脉络中。当我们依然将国际机构收藏作为衡量一个中国艺术家创造性、学术和市场价值的标准时，它还有哪些缺失？我们是否能以此来反观中国机构的责任和公共性？当没有明确使命、责任，以此为基础的系统收藏和持之以恒的内容耕耘时，属于我们的文化价值又该如何留存、更新，机构性又何以为继？
主体性的建立和土壤
在纽约驻留期间，国内的朋友们不约而同地建议我留在国外。我能够理解他们对于当下国内环境的失望，以及其中对于外部的期待。那么，问题在于，我应该为了什么而工作？当国际化的遮羞布被撕下，过往合作与对话的可能已然失效的时候，什么能够生效？我们工作的对象和问题的土壤在哪里？
在纽约的后期，我找到了答案：纵使国内当代艺术的现状处于一片混沌，也有着诸多的不确定性和困境，但这是我愿意与同辈人坚定地站在一起的地方。因为只有在前线和这片土壤，我们才有真正的主体性建立的可能。当外部与内部的期待共同丧失的时候，创造性的路径才会发生。
在准备离开纽约的前几天，我与一位友人碰面后，她发给了我一段文字，来自以赛亚·伯林的《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阿赫玛托娃）她对我说，去年她获得了一项文学奖，去了一趟意大利，回国后便遭到了苏联秘密警察的调查，他们问她对罗马有何印象。她回答说在她看来罗马就像一座异教与基督教仍在进行战争的战场。‘什么战争？’他们问她。‘提到美国了吗？俄国移民有没有卷人？’当被问到英国和牛津时，类似的问题摆在她面前，她又该如何回答呢？因为无论有什么在俄国等着她，她都会回去。苏联政体只不过是她的祖国的现行体制。她曾生活于此，也愿长眠于此。作为一个俄国人就应如此。”
*所有相中片由陈立提供
*中文原文在Artnet News China网站刋登，特此鸣谢Artnet News China允许在本会网站转载及翻译成英文。